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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特别提到，向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重大贡献的海内外中华儿女，致以崇高敬意！为了更好地挖掘、记录广东籍华人华侨为支援祖国抗战做出的牺牲，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南都N视频记者赴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广泛寻访华人华侨后代、查阅相关文献，即日起推出大型跨国采访策划——“四海粤声烽火情”。敬请关注！
“我忠勇之将士，为争取四万万五千民族之自由，浴血抗战，后方民众，自当努力输将。”在1939年11月的报纸上，当时刚刚成立的舞女协会（新加坡抗日筹赈组织）正司理陈湄湄发表文章，讲出多少南洋爱国华人华侨当时心境。
中国抗战期间，在南洋许多著名爱国侨领之外，还有一批“无名”之人。他们或许不曾捡起枪支，大多也从未回到祖国加入抗战一线，但通过“卖花卖物捐、游艺演剧球赛捐、舟车小贩助赈捐”等多种方式，将一腔爱国情寄托在募捐钱款中，通过当时最大的华侨筹赈组织“南侨总会”跨越边境、运输回国，这其中不乏广东人身影。
今年8月，南都N视频记者前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与新加坡二战历史研究会副会长李叶明对谈，走访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新加坡旧福特车厂二战历史博物馆等，找寻这些曾隐没在历史烟尘中的姓名。唱着募捐歌、捧着自扎的纸花、穿着花样的粤剧服饰，南洋广东人廖冰、梅启康等与不同籍贯、不同方言的华人华侨一起，在祖国抗战救亡工作中，留下微渺却重若千钧的历史一笔。
南都N视频记者在新加坡专访新加坡二战历史研究会副会长李叶明。
教唱《大路歌》的华侨青年
“寻常对外战争，战败亡国，今日若战败，则非只亡国，实将亡族！”1937年8月15日，在新加坡（当时又称新嘉坡、星洲等）侨民大会上，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作为代表，发表了上述讲话。
随后，“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又称星华筹赈会）成立，成为后来赫赫有名的“南侨总会”的前身，“进行一切救亡工作”。
南洋华侨妇女赶制救伤袋。南都N视频采访团摄
在星华筹赈会最初的32名委员中，有潮帮9人，广帮4人，客帮2人。离乡南下的广东人，在祖国境内全民族抗战爆发的初期，成为海外支援的中坚力量之一。
今年8月下旬，南都记者在新加坡与新加坡二战历史研究会副会长李叶明见面。谈及成立之初的星华筹赈会，李叶明说，“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全民运动。筹赈会打破华侨之间的方言藩篱，共同支持抗日，不论是有名者，还是无名者，都团结在一起。”
史料记载，在星华筹赈会建立后短短四个月内，新加坡华侨便捐出国币三百万元，其中六成是“中产阶级以下的华侨”所赠。
一名七十老妪，生活贫困，但一闻国难，便从山巴跑到筹赈会，将身上所有积蓄捐出。有小学生在筹赈游艺会中，向观众兜售他们所发明的“抗日饼”“射日糕”，并将收入全数捐献。
马来亚华侨也不遑多让。南都记者翻阅《中华文史资料文库·华人华侨编》，其中收录不少回忆文章。广东籍爱国华侨廖冰记录，“我们在怡保积极响应他（陈嘉庚）的号召，大张旗鼓地组织宣传队，向广大侨胞宣传抗日救国，募捐赈济祖国难民，支援八路军等。大家工作起来时，废寝忘食，夜以继日。”
在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荣休教授范若兰向南都记者提供的研究材料中，也多次出现“廖冰”的名字。在“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号召下，她曾参与马来亚当地的筹赈和宣传教育工作，后来又回到祖国延安参与一线抗战工作。
廖冰。图片来源：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1917年，廖冰出生于广东大埔县高陂区平原乡。年少时，因国内战局，她与亲人逃难至新加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她首次参与学校组织的示威游行活动，被当时英国殖民者抓捕。
面临审问，她回忆起自己与同学曾“众口同声、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不许日寇践踏我们的大好河山，是自发的，爱国无罪”。
在先进思想的影响下，廖冰逃婚了。1936年秋天，为了谋生，她离开新加坡来到马来亚吡叻怡保的一所小学任教。也是在这里，她响应陈嘉庚的号召，作为校内的音乐教员，在筹赈之外策略吧，还将那个年代的进步歌曲尽数教给学生。“如《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等。不仅在学校唱，我们还组织歌咏队到农村、工厂去演唱。”
广府籍女佣舞女筹赈活跃
星华筹赈会建立一年有余，1938年11月21日的《南洋商报》刊登文章，统计从创会初始至第二年10月为止的总收支存款报告。
其中，广帮、潮帮、客帮经过“特捐、月捐、报效、黄灾捐、七七捐、八一三捐、九一八捐”等多次捐款，分别统计有“49万4千847元4角7占、21万5千934元8角6占、7万4千894元6角3占”，约占总数额三成。
1938年10月，在华侨中学礼堂召开大会，成立南侨总会。图片来源：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随后，1938年10月，在陈嘉庚的领导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即南侨总会）成立。据陈嘉庚生前好友黄奕欢记录，南侨总会成立后，南洋各属筹赈会有“80余所”加入，各处筹赈会再设分会、支会“千百所”，每日动员数千人。
按总会公布条例，各种筹赈办法分为12类：特别捐、常月捐、货物助赈捐、纪念日劝捐、卖花卖物捐、游艺演剧球赛捐、舟车小贩助赈捐、迎神拜香演戏捐、设救济箱于公共场所。“总之，筹赈的最终目标，是无复见不出钱的人”。
南都N视频采访团翻阅所见，旧报纸上刊登的卖花救国女子照片。
值得一提的是，1991年，新加坡当地报纸回忆抗战历史，还记录了一个特别的筹赈团体，文章题为《人有义，花有情——风尘女子救亡不落人后》，讲的正是南洋的“舞女”“卖花救国”的故事。
范若兰告诉南都记者，早期新马华人社会分为几个方言帮，因语言、职业不同而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过去不少方言帮妇女较少来往，而抗日救亡活动为各方言帮妇女提供了社会参与和交往的契机，改变了彼此的偏见。
她在研究著作中提到，过去南洋当地“理发女、舞女、女佣”等多广府人，她们在筹赈活动中“非常活跃”。
1939年11月7日，“舞女协会”在新加坡成立，在当时的中国和南洋地区，该行业组织都属首例。南都记者查阅发现，1939年11月12日《星洲日报》上，协会正司理陈湄湄还发表文章《我对于舞女协会的希望》。
陈湄湄发表的文章。
“我忠勇之将士，为争取四万万五千民族之自由，浴血抗战，后方民众，自当努力输将。我人已属国民一份子，亦当尽力协助进行筹赈。协会更需督促领导，多募一元钱，便可多除一个世界的公敌，多救一个遭难同胞的性命！”陈湄湄写道。
舞女群体在新马华人筹赈活动中表现特别突出原因之一也在于，个人捐款数额较大。
范若兰的研究显示，当时舞女陈玉叶捐一月伴舞工资，林金玉捐叻币110元，曾说其是中华一分子，“我亦应尽我国民之责”。舞女陆妙容捐款500余元，被认为是“从高跟鞋里踢出巨款以救济伤难”。
“四万万同胞心一条”
1938年9月至10月间，新加坡各社团、个人及学校报销的花朵共达62万1100朵。“除小孩子之外，人人买花，抗日救国。”
1940年7月30日《南洋商报》，曾用2个整版记录星华筹赈会月捐、特捐九百余次中大量华侨姓名及捐款数额。
范若兰向南都记者提供的研究资料也显示，售花曾是南洋义卖筹款的主要方式之一，主要由华人妇女操作。除舞女外，筹赈会妇女部成员、女校师生等等都有参与。
“女佣、舞女等广府人居多的群体在筹赈中的积极表现，在各籍贯女性中是最为突出的。一些华人华侨，虽然出生在异国，但接受华文教育，跟随中国的老师学习，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保有着相当强烈的国家认同。祖国处于危难之中，理所当然要支持抗战。”范若兰向南都记者表示。
“我一直强调，当时的筹赈活动是一场‘全民运动’。”李叶明告诉南都记者，“除舞女外，还有大量学生、小贩等都参与到卖花之中，钱收上来后就交与南侨总会。大家不分籍贯、不分立场、不分彼此。其他筹款方式还有举办名流晚宴、合唱团话剧组义唱义演等等。”
在南侨总会的领导下，除普通人外，还有不少有名的广东籍侨领也投入到日常筹赈工作之中。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红遍新马粤曲歌坛的新卿卿，正是在粤帮领袖曾纪宸助手梅启康的劝说下，领导舞女“菊芳姐妹”队伍参与卖花捐赠。而出生于广东台山的梅启康本人，也曾参加过粤剧《吕布与貂蝉》义演活动，饰演董卓一角。
梅启康（中）在海天游艺会演出的粤剧《吕布与貂蝉》中饰演董卓。
1940年，在南洋筹赈活动举办得如火如荼之际，陈嘉庚曾回中国慰劳，目的之一就是向海外侨胞交代筹赈义捐的用途，“是否收到实效”。陈嘉庚说，慰劳团的使命就是，“欲鼓励祖国同胞参加抗战的勇气，及回南洋报告侨众，增益义款，及多寄家费以加外汇”。
巧合的是，在此两年前，廖冰也在国内抗战势头高涨之时，经香港抵达广州，后又北上前往延安，在陕北公学分校学习，后又进入中国女子大学。
廖冰。资料图
1940年5月底，她在这所大学中见到前来慰劳的陈嘉庚，回忆起在马来亚时响应号召参与筹赈和爱国宣传时的情况，“几个华侨女学生特别高兴”。
“你一角，我一毫，涓涓滴滴积成江河变做怒涛，只要你有多少捐多少。四万万同胞心一条，誓把祖国保……”根据当时华侨的回忆文章，这是1937年后在南洋颇为流行的“募捐歌”，唱出了“当年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华侨爱国心”。
爱国华侨潘珠英曾自述，拿着自扎的纸花，南洋的青年华侨群体常常一边募捐，一边深情歌唱：“先生买一朵花呀！先生买一朵花呀！这是爱国之花，这是救国之花。买了花，救了国家……”于是，围观的人们含着热泪，争先恐后慨解义囊。
80多年后，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展厅内，动人的旋律再次响起，不少观众驻足、沉思，彷佛回到那时前所未有的全民救亡历史现场。
跨国采访策划《四海粤声烽火情》
总策划：戎明昌 刘江涛
执行策划：王佳
统筹：南都N视频记者 向雪妮
主笔：南都N视频记者 马辉
本期采写/拍摄：南都N视频记者 肖玥 马辉 张倩寒 发自马来西亚、新加坡
海报设计：林泳希 尹洁琳策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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